陶行知逸事

2016-09-09 16:55来源:青岛日报/青岛观/青报网作者:储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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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是陶行知诞辰125周年,逝世70周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多维陶行知》是作者储朝晖从1981年开始研读陶行知,研究陶行知思想的一份记录。

  经过35年研磨,作者将陶行知精神归纳为两点:一是做人,即他所倡导的做主人、真人、人中人、自立立人、抬头乐干的人、具有献身和创造精神的人、手脑相长和谐发展的人;二是创造理想的社会,即他倡导的民主、科学、富裕、爱满天下、平等互助、“五生”、充满真善美的理想社会。这是他的人生目标,又是他的做人准则。

  陶行知思想最基本的是人中人的理念,既不做人上人,也不做人下人,而是要在人中做人。这是对数千年中国传统的颠覆,也是每一个人需要经过心灵革命才能确立的观念。

  陶行知希望新的中国是甜蜜而可爱的“产物”,因此他选择了自己去做生成这种甜蜜而可爱的新中国的酵母。经历过这一过程的陶行知将自己造就成中国现代化的教育之光、民主之魂、创造之神和自由理想的追随与践行者。

  书中叙述的是支撑陶行知一生践行其教育思想的信念,以及他所提倡的平民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实践。书名即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路径,即通过陶行知的交游、实践,以及旁人眼中的陶行知,还原这位伟大的教育家丰富而立体的人生。如作者所言:“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自处,成为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乃至整个社会面对而没有很好解决的现实问题。陶行知以自己的行动对此做了一份经典的回答,做人中人,足资今人作为思考人生、为人、处事、治国参照。”

  在今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并存着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秩序与进步,还有权威与自由。在这两极中,陶行知看到“无疑有许多人在上述两种对立观念中持其一端而相互进行激烈的战斗。同样也要承认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像钟摆一样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这些情况我们视之为当然的事,在转变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他没有简单地选择其中一极,而是主张:“凡是好的必须保存和吸收,凡是不好的必须加以扬弃,不论其来源于新和旧。”

  作者储朝晖,安徽岳西人。教育学博士。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暨学校史志分会理事长、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长、《教育史研究》副主编,新华社、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专家委员会委员。著有《中国教育再造》《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教育改革行知录》等。

  本栏摘编的是该书中的精彩章节。

  人中之人,见证于逸事。从陶行知的逸事中可以看出他为人的一个方面。

  长城砖表乡情

  陶行知先生,自献身于教育和救国事业后,一直没有回过家乡,他在家乡既没有留下一间完整的房子,更没有留下牌坊,但他对家乡的山水和人民却一直怀着深厚的感情,正如他在诗中所说:“少年生长黄山边,足迹未到黄山前;黄山之神如有灵,应已记过万万千,我身未到黄山巅,我心已见黄山之尊严;三十六峰似曾到,峰峰与结梦中缘。”

  1923年9月12日下午,陶先生到八达岭参观长城,游了一段后,返身到青龙桥车站,偶尔碰上一位操着合肥口音的老工人,陶先生连忙上前致意:“阁下府上是安徽?”那人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陶先生,点了点头。陶先生接着又问:“阁下住在合肥?”那老工人感到十分诧异。可当他得知陶先生也是安徽人时,立刻欣喜万分地认了同乡。两人谈得十分投机,陶先生同他依依告别时,那老工人拿出自己珍藏的一块刻有“中部”二字的明朝永乐年间的长城砖,殷勤地送给陶先生,并说外国人曾出一千元来买,他都不愿卖。陶先生深为老人所感动,将砖收下。

  回到住处后,陶先生想到家乡隆阜正在筹建安徽第四女子师范学校,便将这块砖寄送给当时的四女师校长程仲沂先生,他在信中说:“教育是共和国的保障,我们四女师既得万里长城之砖,自能在造就人才,保障共和的路途上进行了。不过为这块砖计,既入黄山,就不能出洋了,要说它是为贵校牺牲,亦无不可,务必请先生好好地待它。”

  火烧论文博士无凭

  陶行知曾留学美国,先入伊利诺伊大学学市政,获政治学硕士学位。由于他认为在中国当时腐败的政府里不能很好地为民服务,于是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他决心“将回国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高效之公众教育体系。”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修完了所有博士课程,并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但由于他致力于写一篇结合中国国情的博士论文,而在美国不可能收集到这些资料,于是经他请求,他的导师保罗·孟禄教授于1917年7月26日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评审委员会主席费里得瑞科·J.E.伍德布里奇博士,信中说:

  鉴于陶行知已完成在校全部学业,正在进行命题论文写作,特建议为陶先生举行一次考试,初步确认其博士资格。这是特殊情况,该论文必须由他回国收集与论题相关的资料后方能完成。由于他回去后将要从事中国政府的教育工作,不可能再从中国回到美国,故建议现在就举行考试,待其论文完成后再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学位通过事宜。建议考试定在8月2日,星期四。

  陶行知通过了考试,1917年从美国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和教务主任,虽然教学和其他工作都很忙,却未忘记撰写论文一事。1920年,陶行知留美时的老师、世界著名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一年,主讲教育哲学及他自己的思想学说,陶先生一边做接待翻译工作,一边抓紧博士论文的写作,准备由杜威回美国时带去。他把写好的论文《中国教育哲学与新教育》放在南高师办公二楼的教务处办公室里,不料这年冬天气候干燥,加之办公楼地板为木质,一日夜间办公楼起火,次日晨,住在邻近楼上的教员才猛然发现整个办公楼已成一片废墟,余火未尽,残烟缕缕,陶先生的博士论文也化为乌有。

  此后,有人劝陶行知回忆着写出来,他干脆地回答说:“不必啦,做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比博士证书更有意义。”不久,他就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全心全意地为中国教育探求新路,创办了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晓庄学校。他取得的成就不仅获得举国公认,而且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1929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成为在社会这所大学校里赢得的更有价值的博士。

  热心北京的普及教育事业

  如今社会大学随处可见,然而首创这类学校形式的当推陶行知先生。

  1922年2月8日,陶行知出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在北京成立的该社总事务所由陶行知主持日常事务。于是,他开始实施让学校进入街坊胡同的计划。1923年,他到全国各地考察并推行实施这一计划,回北京后即组织了十几个平民读书处,并在家里设立“笑山平民读书处”,鼓励儿子教祖母识字。12月23日在羊市大街召开普及教育期成大会。同年他在米市大街青年会礼堂发表了题为《提倡平民读书处的办法和经验》的讲演。在此期间,陶行知还在北京参加了很多重大教育活动,其目的:使教育变成空气,人人得其呼吸;变成阳光,人人得其照耀;变成雨露,人人得其滋润。陶行知还写诗曰:宇宙为学校,自然是吾师;众生皆同学,书呆不在兹。

  1920年代,北京城里的文盲半文盲很多,所以当时办的平民读书处起点很低;但作为一种办学形式,却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都有其重要意义。后来陶行知与李公朴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即今天社会大学的先导。

  倡办青岛大学

  青岛,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历来就备受人们的青睐,带来了青岛文化的繁荣。直到本世纪初,人们想到在青岛创办大学,这是青岛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高度的重要标志。然而第一个提出创办青岛大学的是谁,还不是很多人都知晓的。

  1922年2月8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于上海召开的董事会上,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的陶行知被聘为该社主任干事。同年5月,他以该主任干事的身份赴山东接洽该社一届年会具体事宜,与山东教育界人士有诸多接触,对青岛地区的文化背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了解了山东教育的意向,同时感到发展青岛文化事业的重要意义,并认识到创办青岛大学的必要。

  1922年7月3日至8日,中华教育改进社一届年会在济南召开。会间,创办青岛大学又成为议题之一,于是陶行知与王伯秋联名提出创办青岛大学案。案文如下:

  创办青岛大学案

  陶行知、王伯秋提议,陈容附议

  理由:

  山东为我国文化发源地,在学术上占重要之位置。自“山东问题”发生,青岛尤为全球视线所集。今值筹办鲁案善后之际,百端待理,须才孔亟,为发展我国固有文化计。为沟通东西文化计尤不能不设立永久高等学术机关,以谋改进,而扬国光,应请本会设法造成筹办“青岛大学”之舆论,俾得早日成立,以为培植高等人材之地。是否有当,尚祈公决。

  在讨论此案时,由王伯秋作说明,大学科应注重工商业及森林、渔业、盐业、纺织、建筑工程等学科。最后在原案前加了“提倡”二字,以《提倡创办青岛大学案》通过。

  对于该提案,有必要补述一下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日等国家召开了分赃的“巴黎和会”。会议公然议决,将战败的德国在我国山东攫取的各种特权全部转让日本。而被邀请赴会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代表,竟然拟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北京学生率先集会游行,反对巴黎和约决议,成为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导火线,这就是案文中所指的“山东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又是怎样的氛围呢?正如陶行知先生在年会报告叙述中所言:

  一、就政治方面看,全国分裂的现象实在令人悲痛。但就这次到会的人着想,觉得全国教育界的精神是一致的,并丝毫不受割据的障碍……全国人民对于教育,从前本是同心协力,现在还是同心协力。

  二、中国兴学二十多年,对于教育学术贡献太小,推究原因,就是因为教育界的人把教育看得太普通,太浮泛了……我深信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是教育进步之母。

  三、这次年会可以看到的结晶体,就是所通过的议决案……但无论如何,这些议决案,确可以代表现在中国教育界的思潮信仰……我们可以说这些议决案,是现代中国教育思潮信仰的缩影。

  简言之,陶行知等在当时提出创办青岛大学的议案,也是代表当时教育界的思潮和信仰的一个提案,是中华民族文化在列强面前要自立于世,要奋起的一个表现,不能简单地看做办一所大学的问题。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政治上受了外伤后在文化上的条件反射,是一种保持着旺盛生命力而又落后的文化为增强其生命力而作出的反应和更新措施。因此说这一提案在当时有代表性的意义,是研究这一段文化史的一个重要史据。

  最后,简述一下这个提案后的史实,对理解这一提案或许有帮助。1926年夏,山东省立农矿法商工医六专门学校奉省令合并为省立山东大学。1928年5月,五三事变发生,山东大学停顿,旋经大学院令将省立山东大学改为国立山东大学,并设筹备委员会,聘何思源等十一人为筹备委员。当以济案关系,一切筹备,未获积极进行。1929年5月济案解决,国立山大筹委会奉教育部令改称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除接受旧省立山东大学外,并将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收用,筹设国立青岛大学,聘何思源、赵畸、王近信、彭百川、蔡元培、袁家普、杨振声、杜光埙、傅斯年等九人为委员。1930年5月国民政府任命杨振声为校长,闻一多、梁实秋等均在该校任职。

  这一段曲折的历史,有其产生的偶然性,是这一时期中华文化变化的一个个案。

  独特的游兴

  陶行知一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还到过世界各大洲的28个国家和地区,行程可谓惊人。

  陶行知出生在黄山南麓的一个乡村,却一生未上过黄山,然而他并未因此失去对黄山的游兴。他曾写一诗曰:“泰岱匡庐虽奇异,比我梦中黄山远不及。人生为一大事来,丈夫志在探新地。屈指三万六千场,归老黄山终有日。此日终须到,此约今朝立。黄山与我愿毋违,看取方子之书助相忆。”遗憾的是,陶行知归老黄山的愿望未能实现。

  他早年留学美国时,对旅游就有认识。他曾远隔重洋,家书劝母道:“务望母亲每日下午偕纯妻、渼妹到山上旅游。山上空气清洁、益肺、通血脉,常游必壮。务请垂听为要。”后来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也不放过一切旅游的机会,他将旅游与工作学习相合,自称是:“李杜文章在,爱读自相随。遇景即看景,无景还读诗。”1923年他与胡适、高梦旦等人游杭州,他说:“花坞有几十万根竹子的大竹林,真是见所未见,我那时身外的清景和身内的清心两两相照,兴致十倍。”

  有趣的是,陶行知还把他的游兴运用到本职工作——教育工作中去。他教学生在地图上插红旗,红旗到了什么地方,就表示旅游到了什么地方,然后叫学生开始调查那里的风俗、物产、名胜等。当年受过这种教育的学生回忆说:“我们的地理学得相当好。”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倡导组织了新安儿童旅行团,到全国各地宣传抗战,历时五年半,行程五万里,把抗日救国的火种播到孩子们心中,播到人民大众的心里,他的游兴可谓达到了高峰。

  是什么力量使得陶行知有如此之大的游兴呢?他在28国之行前说:“我们的老百姓有的是吃着早饭愁中饭,有的是当掉冬衣来取夏衣,有的简直是吃着树皮草根到处逃难。我乃花费他们的血汗钱来周游世界,岂不荒唐?老实说,我这次要花掉二百人的全年的粮食。倘使我没有好的东西带回来,我能对得起大众和小孩吗?”“我所以要看看世界,为的是认识世界。所以我要认识世界,为的是觉得这世界出了毛病,要大家来改造一下。”

  由此可见,陶行知的游兴与一般人有所不同;从中也可得到启发:健康而浓厚的游兴对完成一次美好的旅行是非常重要的。

  去世原因新探

  1946年陶行知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周恩来语),而突患脑溢血去世。陶先生早逝,除了以上“三过”之外,还应有两个重要因素。

  首先,陶行知心理活动强度大、指向性明确,相对来说稳定性不够,也就是说他的兴奋过程往往超出抑制过程而表现出不平衡性,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易激动、失眠,特别是他一演讲起来便激情满怀,势如江河流水。

  其次,轻病轻死意识是陶行知英年早逝的又一因素。1931年初,他生过一场大病。而他病后却风趣地写诗自娱道:“多年不生病,一病便病倒。自己做医生,自己把药熬。自己做看护,性命保不保?拖了个把月,形容渐枯槁。忽从屋梁上,跳下一只猫。若信儿时话,便有些不妙:‘猫来非偶然,阎王把人找。’阎王未见过,见见也很好。为何不留我,放我阳间跑?想是阴山下,怕听‘小庄晓’。从此生死簿,勾了我名号,不用闹地府,师徒都不老。病后痛快事,洗个热水澡,穿起学生装,脱下病时袍。今日是何日,三月十五了!”1942年初,他生病了,“发热,睡在床上两天,我用金鸡纳自己治,再加上……泻药,居然也治好了。”他常是这样自病自医。“轻死”,还体现在1946年重庆的沧白堂和较场口事件中。陶行知不仅参与其中,且写诗道:“主人要说话,公仆摔石头;纵被石打死,死也争自由。”他死前曾多次给亲友写下遗嘱,当郭沫若明确地告诉他注意特务的黑枪时,他坦然地说:“我等着第三枪!”这些都说明他视死如归。可以推定,他去世前还有过头晕等征兆。在书信中,他也时常提到自己头晕。

  伟人虽去,精神永存。后人在学习他伟大精神的同时,尚应以他过于轻看病为鉴。尤其是中老年知识分子,应根据自己的个性心理特征,劳逸得当,以获得更多的时间为社会作贡献。

  (摘自《多维陶行知》,该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迟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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