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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12日    <上一期  下一期>

那座遥远的“桥”
——读“波斯尼亚三部曲”
■“波斯尼亚三部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出版

□青岛日报/青岛观/青报网记者 薛 原

伊沃·安德里奇(1892—1975)是前南斯拉夫作家,“一战”时参加爱国运动而被捕入狱,惨遭流放,在此期间目睹并经历了种种苦难,获释后任职高级外交官。“二战”时期拒绝与法西斯合作,写下史诗代表作“波斯尼亚三部曲”——《德里纳河上的桥》《萨拉热窝女人》《特拉夫尼克纪事》。

在“波斯尼亚三部曲”中,《德里纳河上的桥》用20多万字的篇幅概括了一个国家450年的历史,描述了几个世纪以来维舍格勒城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也细致地勾画出一幅幅情趣盎然的生活场景,塑造了几十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人物。

德里纳河上的桥是小说描绘的焦点,几乎成了小说主人公的化身:德里纳河的大部分河道是在崇山峻岭间的峡谷和悬崖峭壁间的深涧中蜿蜒穿过的。这条河所流经的两岸,只有若干地段才是在较宽的盆地上渐渐变得开阔起来。所以,河流时而在气候温和的一侧、时而又在两侧,形成了适于耕作和居住的平原以及起伏的丘陵地带。维舍格勒城就坐落在这样的开阔地上。德里纳河也恰在这里出现了急转弯,随后便从布特科悬崖和乌扎夫尼契山形成的深邃峡谷奔流而下。德里纳河在这里的转弯如此陡急,两侧的山峰如此峻峭,又如此相距咫尺,竟宛若一块完整的巨石,而德里纳河水则像是从阴森的墙壁中间冲溢出来的一般。然而,这些山峰忽然移开去,遂又形成了一处不甚规则的扇形地带,从空中俯瞰,其最宽处也不超过十五公里。

在德里纳河宛若从乌黑险峻山巅上一块完整峭壁中间、以其碧波巨澜泡沫飞溅的磅礴之势汹涌而下的地方,矗立着一座雕琢精美和谐的宏伟石桥。从这座大桥的起始处起,绵延起伏着一片扇形盆地和维舍格勒小城及其郊区;一座座小村落散布在山坳里;阡陌、牧场、李园纵横,田间小路、篱笆交错,一片片小树林和一簇簇稀疏的阔叶林满山遍野。所以,若是从远处遥望,从白石桥宽大洞孔中倾泻而下的似乎不仅是德里纳河碧绿的河水,还有那阳光明媚静谧富饶的辽阔大地,以及大地上的万物生灵及其上方的南部天空。

小城的中心,连同市场、摊档都位于河流右岸紧靠大桥的地方,部分在平原,部分在小丘上。大桥的另一端,即沿河流左岸,绵延着马卢希诺平原,还有分布在通往萨拉热窝公路两侧的郊区。因此,大桥不但把萨拉热窝公路的两端连接,而且也把小城和它的郊区通通衔接了起来。小城居民的生活与大桥息息相关。每逢谈起个人、家庭和共同的事情时,常常会听人说起“在桥上”这个字眼儿……

小说《萨拉热窝女人》讲述的是“一战”前后的萨拉热窝,继承遗产的女主人公因父亲的临终遗言,开始了偏执的、疯狂敛财的一生。为了追逐金钱,她不惜同身边的一切决裂,从纯真懵懂的少女变成一个唯利是图、众叛亲离的女高利贷者和发国难财的商人,最终因长期的阴郁、焦虑、多疑而病发猝死。

《萨拉热窝女人》的主人公一出场便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这幢房子很像一座阴森森的监狱。乍一看去,似乎这幢房子已无人居住,或是正在等待一位并非为了居住而是为了拆房的买主,以便在原来的地基上重建一座左邻右舍那样的大新房。但若细心观察,便会看见在那既未悬挂窗帘又未养殖鲜花的、其中的一扇窗里静静地坐着一个年迈的女子,正低头做着针线,脸上现出女人们做针线时常见的那种既心不在焉却又聚精会神的表情。这个女子便是拉伊卡·拉达科维奇小姐。小姐在这间不快活的卧室里度过了她一生的大部分时光,因为这是她唯一供暖的房间。她在这里睡觉;在这里做针线活;在这里的火炉上烧煮自己的清茶淡饭,这餐饭既是午饭同时也是晚饭。在打扫房间或做饭这类事情上,小姐是不肯耗费许多时间的,因为她根本不喜欢消耗,甚至连“消耗”这个词儿本身她也不喜欢……

小说《特拉夫尼克纪事》则以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国的盛衰,波旁王朝复辟,塞利姆三世的统治和灭亡为历史背景,叙述了法国驻波斯尼亚领事达维尔探索人生道路,最终理想破灭的过程,以及波斯尼亚两任总督穆罕默德帕夏和易卜拉欣帕夏的命运。特拉夫尼克大街小巷和市场内的斗争,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农民起义,奥地利与法国两国军队间的仇恨;各种观念、信仰相互冲突,相互博弈……它们与几位主人公的行为轨迹和内心激荡宿命般地交织在一起。小说展现了那一段疾风骤雨的历史。

达维尔为失去胡斯列夫·穆罕默德帕夏这样一位生气勃勃而又坦率的朋友而不快,如今事过多日,也不再耿耿于怀了。本来他在穆罕默德帕夏那里总能得到亲切的接待,善意的谅解和一点什么帮助,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冷漠、无情和不幸的易卜拉欣帕夏,此人对己对人都是累赘,他心如铁石,从他那儿你休想听到半句亲热的话,休想看到一点儿人情味。在同总督初次接触之后,达维尔就肯定了这个看法,在听了达夫纳有关他的全部介绍之后,便更加深信不疑。但是不久,这一事例使领事相信,达夫纳评价他人虽然清醒,正确,但实际上失之偏颇。老实说,在议论普通事物和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关系时,他的判断精辟,正确,可靠,一针见血。然而碰到较为微妙和复杂的问题,他因为思想懒惰和冷漠无情,往往急于下结论,作出简单、仓促的判断。这次也是如此。经过两三次谈话之后,领事发现总督并非当初他想象的那样难以接近。首先,新总督也有自己“特别喜爱的话题”。只是这不是胡斯列夫·穆罕默德帕夏爱谈的大海,也不是其他什么现实存在的有生命的东西。对于易卜拉欣帕夏来说,每次谈话的开场白和结束语都是塞利姆三世陛下的被推翻和与此有紧密联系的他自己的个人悲剧;这是他议论一切的出发点。他从这一事件出发,评价周围发生的一切,毫无疑问,从这一观点出发,一切都显得悲观,艰难和渺茫。然而对领事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总督并不是“肉体上的怪物和精神上的僵尸”,有能触动他、感动他的话题和话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领事日益深信,虽然每次同总督谈话,都像万事皆空的演说,但这位冷酷、忧郁的总督在许多方面比动作敏捷、容光焕发和常挂笑容的穆罕默德帕夏好得多,可靠得多。达维尔善于倾听他那些悲观的议论和泛泛的想法,这一点正投总督所好,使他感到满意,博得了他的信任。现在,总督经常同达维尔促膝长谈,其时间之久,信赖之深,都是冯·米特勒和其他人无法企及的。领事越来越习惯这类长谈,两个人专心致志地谈论这个远非尽善尽美的世界上可能发生的各种不幸,谈话结束时,领事总能解决一件什么小事,其实他也就是为此才来拜谒总督的。

他们的谈话一开始,总是对拿破仑最近在战场或国际政治舞台上取得的胜利称颂一番,但是总督按照自己的倾向,把话题一下子从积极的愉快的内容转到令人苦恼的不良现象方面。例如,转到英国,转到它的固执、放肆和贪婪,讲到即使拿破仑这样的天才与之斗争,也难奏效。由此只要话锋一转,就会作出结论:管理人民,发号施令总是难事,国王和首领的使命吃力不讨好,世上之事总不能尽如人意,总是与无力的道德准则和仁人志士的意愿背道而驰。由此,自然而然地转入塞利姆三世及其辅臣的命运。达维尔一言不发,倾耳细听,表示深切的同情,而总督哀伤而又激动地侃侃而谈……

1961年,安德里奇因他的 “波斯尼亚三部曲”以史诗般的气魄从他的祖国的历史中找到了主题并且描绘了人类的命运,成为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巴尔干半岛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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